《延禧攻略》大结局:爱你的人你不珍惜?是不会沟通

原作者: 速读心理 来自: 木棉959 收藏 邀请
《延禧攻略》上周末迎来了大结局,有糖也有刀,有人欢笑也有人落泪。网友纷纷感叹:皇后用受伤的手指着皇帝,哭喊“爱你的人你不珍惜,不爱你的人你视若珍宝”的场景,真是扎心至极。为什么会这样呢?心理学学生叹了口气:如果能学会跟爱人沟通的正确方式,又怎么会落得这样的结局呢?一个说用情至深,一个说感受不到——我们对“爱”的感知,一样吗?爱,是听对方说的话,是眼眸相遇时微笑,是吃饭时记得对方的口味,是雨天记得把伞向对方那边倾斜……总之,爱一个人,是会对他好的。然而,即便是深爱的恋人们,也往往有这样的吵架经历:“我都对你这么好了,你怎么还舍得这样伤我的心?”“我只是一次疏漏而已!再说,你哪里对我那么好了,还不是说的好听?”两人都觉得自己付出更多,觉得对方还不够好,就像皇后深爱皇帝,兢兢业业主持后宫,自认为情深义重、尽职尽责,而皇帝却更记着她的疏忽,认为皇子受伤要怪她,太后不开心也要怪她。最后,也总会有爱人像《延禧攻略》中皇帝皇后一样,生出嫌隙,甚至决裂。为什么两个人都会觉得自己受了委屈?这是因为,两个人对同一件事、同一个行为的归因不同。归因理论(Attribution theory)是人如何阐释他人或自己行为原因的社会认知理论,心理学家韦纳认为可分为内归因(归因于人自身)和外归因(归因于环境、他人影响)两种[1]。以“迟到”这一行为为例,认为“没办法,这个人就是爱迟到”就是内归因,而认为“今天堵车才会迟到”就是外归因。归因偏差背景模型(Attribution Bias Context Model)[2]认为,当人作为行为的观察者、接受者时,人就往往将不好的行为进行内归因,认为行为发出者的自身有问题,而将好的行为进行外归因,觉得是他人或环境的功劳;而作为行为的亲历者、发出者时,则往往会将不好的行为进行外归因,觉得如果不是环境影响或他人因素,自己才不会做不好,如果做出了好的行为就会进行内归因,认为自己一直都是这么好的。因此,当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满意、认为自己已经付出很多时,却不知道,在爱人看来,这不过是环境的影响;而当自己有一次做得不好,不在意地想“这只是特殊情境下的特殊情况”,爱人却已经深深记住了这次不好,还会认为这就是自己的本性。这种偏差当然也不只是存在于恋人之间。在一个家庭中,当爸妈觉得自己已经对孩子非常好了的时候,孩子可能并不这么想,这也就是为什么网上常说,“父母在等孩子的感谢,而孩子在等父母的道歉”。只要有人与人的相处,就会有对同一行为的不同归因。我珍惜你,我要让你知道我的感受、我的需要——什么是非暴力沟通当然,电视剧有剧情需要,清宫有封建旧制,无论归因能不能改变,结局都已经是定数;但现在的恋人们、家人们,面对来自天性的认知偏差,也只能听之任之吗?不,懂一些沟通技巧,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误会和嫌隙。相比于相互指责、相互伤害,心理学家早就提出了一种非暴力沟通(Nonviolent Communication)的方法[3],帮助相爱的人们建立联系,看重彼此的需要,使爱的心意得到理解,让善意的行为真的成为互助。以《延禧攻略》结局中皇帝与皇后的沟通为例,皇后参与谋反是因为心意难平,想让皇帝知道自己有多在乎他;但在乎明明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。如果没有发生叛乱,也许剧本可以这样写:皇后可以早一些不带评判地说出自己看到和认为的现象,比如“皇上似乎没有认为臣妾爱您”,而不是憋了多年,最后直接指责“爱新觉罗·弘历你就是个傻子”;她可以把自己的感受说清楚,说“忽视让臣妾感到有点难过”,而不是把这些委屈的感受都直接归罪于皇帝。皇帝听到这些话可能会想“朕忙于江山社稷,给你后位你还不领情吗”,但这就跑偏了,把自己听到对方的话的难过归罪给了对方,不利于沟通的进行,说“听到你这样表达,你是觉得朕对你关注不够吗?你是难过吗?听到这样的话,朕也会觉得有点委屈,因为朕之前还觉得自己已经对你很好了”就好得多,能让沟通继续进行下去。感受背后藏着需要,委屈、愤怒、伤心背后是未被满足的需求,说完感受,可以直接表达需要,皇后可以说“臣妾希望我们能多聊聊天,现在臣妾跟皇上沟通的需求没有被满足”,并把请求说得越具体越好:“臣妾希望我们能每月固定一段时间,皇上不忙,臣妾也不忙,我们就在这段时间里深入地分享最近的生活。”虽然皇后并不是多么正派的角色,但爱总是无罪的;虽然《延禧攻略》已经结局,但生活中的误解和闹剧还会上演。希望非暴力沟通的方式,能让现实中彼此在乎的人们,无论是恋人、家人,还是朋友,都理解、珍惜对方的心意。参考文献:[1]Weiner, B. (1972). Attribution theory, achievement motivation, and the educational process.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, 42(2), 203-215.[2] De, L. R. A., & Kazdin, A. E. (2005). Informant discrepancies in the assessment of childhood psychopathology: a critical review, theoretical framework,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urther study.Psychol Bull, 131(4), 483-509.[3] Marshall B.Rosenberg. (2009).非暴力沟通(阮胤华).北京:华夏出版社.(首发于《中国青年报》) 用户在壹心理上发表的全部原创内容(包括但不仅限于回答、文章和评论),著作权均归用户本人所有。独家文章转载,请联系邮箱:content@xinli001.com 5 收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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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作者2019-4-28 16:27
速读心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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